太念出标题，眼皮翻了翻，“你想面对社交关系认知上限理论？认为互联网，特别是新兴的社交网站，可能改变了人类维持社会关系的认知与时间成本，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打破或至少拓展了这个生物社会学设定的限制？”
“是的，教授。只是一个初步设想。”李乐坐得更直了些，他知道这才是今天见面的重头戏。
“邓巴数这个模型建立在‘面对面’互动和传统通讯方式的基础上。而即时通讯软件、博客、尤其是今年开始流行起来的、像脸书这类以真实人际关系为基础拓展的社交网站，极大地改变了社会互动的频率、广度、以及维持关系的成本。”
他尽量让自己的阐述清晰，“一个在伦敦的学生，可能通过sn和国内数十个朋友保持即时联系，通过博客分享生活给数百个访客，在脸书上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好友。”
“虽然这些连接的强度和深度各异，但如此规模的社会连接，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而如果，我们进行扩展呢？比如，但一个人的账号拥有几十，百万，上千万的关注者呢？”
“这些网红，或者说意见领袖，他们所带来的社交分层、网络的变化，将是颠覆性的，甚至会影响到社会传统意识，概念，信仰等等各方面的变革”
“如果有人以此为工具，深刻搅动社会对历史、文化边界和族群认同的认知这种影响不仅限于网络争论，是不是还会触及到深层的文化逻辑与集体记忆的建构过程，塑造历史认知”
“这不仅仅是通讯工具的变化，更可能涉及个体社会认知图式、情感投入方式、乃至自我呈现策略的调整。”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需要在数字时代重新审视像邓巴数这样的经典人类学、社会学边界”
克里克特安静地听着，阳光在她灰白的发髻上移动了微不可察的一小段距离。
“野心不小，”老太太评价道，“但困难也显而易见。”
“首先，方法论。你如何定义和测量稳定社会关系？线上好友的互动频率、情感深度、互惠行为，如何与线下的强关系、弱关系进行比较和对接？传统的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如何有效应用于虚拟社区？你需要设计一套混合方法，这本身就是一个课题。”
“其次，理论定位。你是在检验邓巴数，还是在探索一种新的、人机交互时代的社会联结模式？”
“这两者有所关联，但重点不同。如果是后者，你需要更扎实地梳理媒介理论、网络社会理论、表演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