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钢缆勒进铁皮，整条街听着金属摩擦石板的声音。
围观的人挤在封锁线外头。
有个赶马车的老头看了半天，跟旁边人嘀咕民国十七年他在济南见过让炮弹掀翻的汽车，模样都比它周正。
没人接话。
邵公馆的大门关了一天。
门房从门缝里回绝了第十一拨递帖子的人，多数是报馆的，也有自称故旧登门探望的，名帖收了一摞，一张没往里传。
正厅里，寿宴的陈设还没撤。
泥金的寿字中堂挂在原处，底下压着一桌没收完的残席，佣人不敢动，也没人吩咐动。
邵鼎臣坐在东花厅的电话机旁，从早上到晌午，拢共打了十七个电话。
前清他捐过道台，北洋年间他放过烟土，国府定都南京之后，他把一半家当换成了党国要人手里的人情。
寿宴当晚，正厅里坐着的，小半是部里的司长处长，往年他在湖南路咳嗽一声，半条街有人递茶。
十七个电话，接通了九个。
九个里头，三个说长官不在，四个由副官接的，答应转告，剩下两个，听清是邵公馆，客气两句，把电话挂了。
第十八个电话打给他自己的门生，在首都警察厅当科长，寿宴当晚敬过他三杯酒。
电话通了，门生的声音隔着电流响：“老师，您的电话学生实在不敢多接。今天一早，处里来了人把当晚赴宴的名录要走了，问到学生头上，问了两个钟头。老师，您多保重，学生挂了。“
听筒里剩下忙音。
邵鼎臣把听筒放回叉簧，手背上的老年斑一块一块，随着抖动轻微摇晃。
管家在门口站着，端着一盅参汤，进也没进，退也没退。
“汤搁下。“邵鼎臣说，“去把账房叫来，再让老三把后门的车备好，卸掉车牌。“
管家应声去了，脚步声顺着游廊远了。
邵鼎臣坐在原处没动，隔着窗纱看外头的院子。
院里两棵石榴树，寿宴时挂的红绸还缠在枝上，风一过，红绸摆两下，贴回树干。
活到六十岁，他清楚账是怎么算的。
死的两个人，一个是保密局挂了名的秦会双，一个是中统的裴专员，都是他亲笔下帖请到家里来的。
人死在他家门外三条街，官面上要给各方一个交代，交代从哪里出，就从他这个主家身上出。
杀人的是谁，官面上未必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