际信誉’。如果因为一个省的局部利益，或者某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深层原因’，而让国家在外资面前失了信，这个责任，恐怕不是路北方一个人能担得起的。”
这时，一直沉默寡言的孙鹤鸣适时地开了口。他没有看阮永军，而是盯着杯中起伏的茶叶，淡淡说道：“永军，老孙我退下来这几年，虽然不管事，但耳朵还没聋。最近京里有些风声，说某些地方利用行政手段干预司法执行，群众意见大。这话虽没点名道姓，但和你们省里的情况，却是相当吻合的。这事，我认为你作为省委书记，你应当拿出主见，应当重视起来。”
孙鹤鸣的话极轻，却像一根针，精准地扎在了阮永军最敏感的神经上。作为省委书记，他最怕的不是眼前的困难，而是政治前途上的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