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见苏录直截了当道：郑注的“野合说’实乃大谬！
然后在考据训读的基础上论证曰一
近得蜀王府所藏汉初竹简，明载“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居而生孔子’；又于大内见西汉漆镜，背刻孔子生平传记，亦作“野居而生’。二物时代皆早于《史记》通行定本，文字互证，足以说明“野合’二字实为后世传写讹误。
因为汉隶简牍俗写中，“居’“合’字形十分相近。《史记》传抄经数十人之手，将“野居’误作“野合’，实乃情理中事。
然后从文字训诂看，《尔雅&183;释地》云“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先秦“野’仅指城邑之外的居所，并非后世之原野。故而野人与国人相对，指的是住在都邑之外的人。
是以所谓“野居’，即居于城外别业，而非后世以为的“野外交合’。
再者，婚俗制度亦可佐证一一《周礼&183;地官&183;媒氏》明载“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此乃上古官方推行的婚俗，春秋时仍普遍通行。叔梁纥与颜氏于郊外居所结合，本合当时民俗，绝非私奔。
故而孔子身世并无非礼之处，汉宋诸儒众说纷纭，反而令圣人蒙受了不白之冤。
苏录最后总结道：论古当以其时之俗为断，不可执后世之规，妄绳上古之习。
寥寥数百字，便将这个争论了千年的公案说得清清楚楚，且证据确凿，无可辩驳，还孔圣人和他爹妈一个清白。
读完整段注疏，康海激动地望着苏录道：“康某自年轻时，每每读到“野合’二字，总是如鲠在喉，难以置信。总觉得不该是这样子，可又不知该如何寻找真相。”
“我在翰林院九年，遍览汉唐以来诸家注疏，找到了不下九种解释……汉儒为尊者讳，曲解野合为“年齿失当、不备六礼’；宋儒变本加厉，竟诬颜氏为私奔女，总之要么难以让人信服，要么就越描越黑。”说着他忍不住击节叫好道：
“今日读大人此注，真如拨云见日、醍醐灌顶！这才是令人心服口服，无法反驳的真相啊！”“谢谢大人，哦不，谢谢先生！”他神情郑重地再度作揖，感激万分道：“先生此注，不只解了《檀弓》一篇之惑，更还圣人父母清白，为我儒家正本清源，功德无量啊！”
“对山兄过誉了，我这也不过是一家之言，不敢说就是真相。”苏录谦虚道。
“不不，”康海断然摇头，坚信不疑道：
“先生的治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