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他年初关注了巴黎那场关于霍乱的激烈争论，读过《我呼吁！》，也跟进了巴斯德实验室随后发表的论文。
他相信那些看得见的证据，而不是虚无缥缈的「瘴气」。
因此，他顶住压力，没有采用放血与灌肠疗法，而是坚持给病人喂食干净的温盐水，用生石灰消毒所有病人的呕吐物和排泄物。
起初，他管理的病区死亡率明显低于其他坚持传统疗法的区域，这给了他一丝希望。
但很快，这希望就被潮水般涌来的病人淹没了。
霍乱在底层社区和义大利移民中疯狂扩散，病人被不断送来。
干净的床单、消毒药剂、甚至最基本的食物和饮水都开始短缺。
更糟糕的是，人手严重不足。
其他医生和护士，要么不相信他那套「标新立异」的方法，要么自己都病倒了。
巴黎的指示依旧是「低调处理，避免恐慌」，物资补充缓慢得令人绝望。
贝特朗能调动的护士越来越少，能获取的药品和补给也越来越有限。
他几乎不眠不休，从一个病人奔到另一个病人身边，亲自喂水、消毒，安抚恐惧的家属。
他看著那些原本可能被救活的年轻人，在自己眼前一点点干涸、枯萎、死去，感到深深无力。
此刻，他站在病房中央，看著眼前这片痛苦的海洋，听著此起彼伏的呻吟，内心只有绝望。
也许那些坚持放血疗法的老派医生是对的？也许细菌学说终究太过年轻？
也许在这样规模的灾难面前，个人微小的努力根本毫无意义？
就在这时，一个年轻的医生匆匆跑过来，气喘吁吁地报告：「贝特朗医生！外面————
外面有几个人说要见您。」
贝特朗睁开眼，目光里满是疲惫：「是记者？还是市政厅的老爷？告诉他们，我没空。如果是送补给，直接去仓库。」
「不，不是————他们说————他们来自巴黎，是巴斯德教授实验室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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