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如何在房价高企、生活成本攀升的压力下维持体面的生存？他们的社会网络是什么样的？是封闭的、同质化的，还是能够提供向上流动的资源和机会？”
“他们的身份认同，是更倾向于‘市民’，还是某种混杂的、甚至自我贬抑的认同？他们对未来有什么期待？这些期待是现实的、可能实现的，还是被结构性地扭曲、压制、甚至消解的？”
“他们的”
他一口气说了很多，像拧开了水龙头，起初是试探的滴答，随即涌出成股的水流。
惠庆没打断他，只是安静地听着，目光落在窗外那棵梧桐树上，仿佛在数叶子。
等李乐说完，惠庆拿起茶杯，慢慢呷了一口。茶已经凉透了，他皱了皱眉，还是咽了下去，“看到了结构，看到了夹缝，看到了尴尬的处境。那么，怎么研究？”
“老规矩，先进入田野。”李乐显然有过思考，“不贪大，不一定一开始就追求大样本的统计代表性。可以先做几个深入的个案追踪，或者，选择一个特定的、有代表性的场域，进行长时间的参与式观察。”
“比如？”
“比如在燕京，就以189职高，或者类似的一两所职高为切入点，选几个有特点的学生，做深度个案。把他们现在的生存状态、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网络、自我认知、对未来的想象，尽可能摸清楚。”
“然后，”李乐手指在桌面中划了一条线，“顺着时间轴和空间轴往下游延伸。”
“跟踪他们毕业后一两年，甚至更长时间，进了哪些行业？换了多少份工作？面临哪些具体的困境，工资拖欠、职业伤害、社保缺失、情感归属？”
“他们的社会网络是拓展了还是萎缩了？价值观念发生了什么变化？是认命了，还是依然在寻找出路？或许能捕捉到一些更结构性的东西，而不仅仅是横截面上的切片。”
惠庆听着，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敲，“方法上，个案追踪和参与观察，方向是对的。能沉下去，拿到一手鲜活的经验材料，比任何二手数据都宝贵。”
“但选点要讲究，要有代表性，也要有可进入性。189那种地方，门朝西，你一个燕大研究生，怎么进去？人家凭什么让你观察？凭什么对你掏心窝子？”
“身份是个问题，”李乐承认，“直接以研究者的身份进去，可能引起警惕，或者只看到他们想让你看到的一面。”
“我在想，或许可以换个方式，换个身份接触，先建立信任。或者，从外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