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韬沉默了一会儿，忽然放下茶杯，很认真地问：“梭勒先生，您在法国支援过费里的教育改革。法国的义务教育是怎么推行的？”
莱昂纳尔简单讲了讲法国教育改革的过程。从费里法案的制定，到学校与教会的斗争，再说到初等教育的义务化、免费化、世俗化。
他发现王韬听得很认真，听到教会垄断教育的地方，眉头皱得很深，听到政府强制要求每个孩子入学时，眼睛又亮了起来。
讲完以后，王韬沉默了很久，最后他说：“法国能做到，是因为法国有共和国。中国……还是老佛爷说了算。”
这话说得很大胆。但在这间位于租界的会客厅里，王韬倒是敢说。
莱昂纳尔没有接这个话茬，而是把话题拉回格致书院本身：“王山长，我听说像格致书院这样的新式学堂不超过十所。
历年毕业的学生加起来，可能还不到一千人。”
“差不多。”王韬叹了口气。
“太少了。日本光是东京一地，各种新式学堂就有上百所。”
“上百所？”
“对。只是福泽谕吉的「庆应义塾」，每年毕业生就有二三百人。”
王韬端着茶杯沉思着，没有说话。
莱昂纳尔继续说：“这些人就是种子。种子播下去了，再过十年，等这些种子长成大树，日本就不是现在的日本了。”
“种子长成大树……”王韬喃喃重复着这句话。
“王山长，您觉得中国缺人吗？中国有四万万人，比整个欧洲加起来还多。但现在懂得现代知识的人才，比瑞士都少。
这些人如果靠留学生慢慢培养，三百年也赶不上。必须建学校，在中国本土大规模培养。”王韬放下茶杯，缓缓开口：“梭勒先生，您说的都对。可建学校需要钱，更需要朝廷的支持，或者至少是默许。
现在朝廷里……能做这个主的人，手里没权，有权的人，又不懂这些。”
“所以现在的局面，只能靠民间自己先做起来。像您的格致书院，还有上海的「南洋公学’、天津的“北洋西学堂”……
做一点是一点。做的人多了，事情就会慢慢起变化。”
这个话题聊了很久，直到夕阳西斜，窗外的光线变成了暖金色。王韬让人添了一壶新茶，留莱昂纳尔吃晚饭。
席间两人又聊了许多欧洲见闻。
王韬讲了他在牛津为毕业班用中文演讲，讲他第一次看到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