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种情况下，继续寄希望于第五巡回上诉法院或最高法院的裁决来解决问题，就等于是在拿那些仍然被关押在奥斯汀县拘留所里的联邦官员的生命安全做赌注。”
“我不认为，在面对已经发生武装抵抗且联邦官员人身安全受到持续威胁时，继续等待一个也许几周后才能下达的法院裁决，是什么值得称赞的谨慎……”
哈撒韦的手指在备忘录边缘停住了。
他原本准备好了一整套追问的逻辑。
如果费兰承认没有尝试过向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申请紧急禁令，他就会立刻指责费兰在司法程序尚未穷尽的情况下擅自动用军事手段；如果费兰声称尝试过但被驳回，他就会要求费兰当场出示相关法院文件。
但费兰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而是直接将整个问题的前提——穷尽司法手段的必要性——
从根本上推翻了，在联邦官员被武装扣押、地方法院裁决被公然无视的情况下，继续等待本身就是对联邦官员生命安全的不负责任。
这不是法理层面的防御，而是道义层面的反击。
哈撒韦沉默了片刻，试图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切入：“那么费兰先生，您是否承认，在德克萨斯整场军事行动中，联邦政府始终没有从国会那里获得过任何形式的正式授权？”
“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并不需要国会的事先许可才能行使，国会如果对总统的行动持有异议，完全可以通过事后听证和立法限制来追究责任——这正是今天这场听证会存在的意义所在。”
“但如果国会要求总统在每一次调动军队保护联邦官员人身安全之前，都必须先来国会山排队等候批准，那这个国家在面对内部武装叛乱时，将会连最基本的自卫能力都丧失殆尽。”
“就比如1794年的威士忌叛乱，六千名宾夕法尼亚州的农民，手持武器对抗联邦税收，焚烧司法官邸，威胁要攻打匹兹堡。”
“华盛顿总统没有请求国会批准——他直接以总司令身份，调集了一万三千名民兵，亲自率军进入叛乱地区。”
“如果当时国会阻拦了他，这个新生共和国的法律根基，将在它生效不过五年的时候就被暴力碾得粉碎。”
费兰抬起头直勾勾的看着哈撒韦：“当时汉密尔顿本人也随军出征，华盛顿总统骑在马背上走在队伍最前方，那是美利坚历史上，第一次有总统调动军队镇压内部叛乱——”
“同时也是联邦政府第一次证明，它有能力执行自己制定的法律。”